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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部是猜测，仅代表个人的猜测。严禁转载、引用，否则后果自负。

先讲半个讲个故事

一天，汉朝皇帝有点儿审美疲劳了，想换换口味，可偌大皇宫无数未曾谋面的女性，他不可能每个都审一遍。在泡妞方面皇帝肯下心思——他让画工将宫内适龄女性挨个画像，择日龙颜御览。

半个故事讲完了。

 

１、

十年前，我们取得了反伪科学的胜利。的确，我们胜利了，因为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用外气治病的气功大师了。但是“特异功能”依然在我们身边出没，而且数量并不比十年前少。随便打开一种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具有“特异功能”的东西铺天盖地，主要是药品及一些具有药效的器械。

它们针对的疾病，从早期的牛皮癣、白癫疯、淋病、梅毒，到后来的乙肝、胰腺炎、糖尿病、颈腰椎病，至现在的肥胖、高血压、动脉硬化——几乎就没有治不了的病，似乎现代医学已经发达到了想治什么就治什么的地步。

典型的场景是：

镜头一，演出开始了，几个医学专家语气凝重而具体地介绍某病，如发病率、临床表现、对患者乃至社会的危害，如果这病危害生命，那么除了会说道死亡率以外，一定会隆重介绍某某名人就是死于此病。如果此病不危及生命，那么此病就一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是传说中“不死的癌症”，会引起其他的身体问题和社会问题。

镜头二，一个和蔼的大婶的丈夫因某病在床，看了好多家医院，花费了无数的血汗钱，债台高筑但病情不见好转，甚至一定是每况愈下。每说到此大婶都会留下伤心的眼泪。但是峰回路转，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婶接触到了某药。开始她也不信：这病，在那么正规医院里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治不好，这如此便宜的无名小药就能治好？死马当活马医嘛，反正这病也没什么希望了；疾病乱投医嘛，左右花费也不高。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先买了两盒，于是，奇迹发生了。

镜头三，这药为什么这么神奇？该药的研制者和知名专家揭开谜底。原来这药是好多国家的好多顶级专家，历经好多年潜心钻研，可能还会挖掘上古医学典籍，形成的独特的治疗理论；使用了航空航天甚至卫星上才使用的某稀有金属，或用了好多名贵药材，历经好多现代工艺提纯，才研制成功的高科技产品，是国药准字，后面跟了好多数字。它的治病机理是，避开了传统医学无法解决的难题，另辟蹊径，如通过负离子的作用，实现了对靶向器官的用药，从而药效强，副作用小，等等。

镜头四，虽然你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药，可是它已经在市场上热销多年，而且近期为了回馈广大患者，决定零点利销售，甚至是赔本赚吆喝。还有，因为这药太有效了，导致近来市场上发现假货，请消费者购买时务必认准“某某专卖”字样，和“某某”激光防伪标志。

 

说这些药品具有特异功能一点不夸张。首先，它们都是神功护体，想治什么病就治什么病，除了没有包龙星把死人说活的能力之外，一切皆有可能。

其次，它们都有完备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它们平易近人的理论里，一定会引用一些深奥的科学名词，比如医学上认可的名词“靶器官”，以及存在争论的“负离子”。

还有，最特异的是，它们的理论一定有颠覆现代医学的成分，这个很好理解，让人容易接受：既然它们解决的是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那么它们用的一定是另外的理论。这另外的理论有的是专家们苦心独创、独立思考的，也有懒惰一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多数是兼而有之。

 

２、

中医的现代研究

在现代医学，其实是现代科学的眼中，中医是十足的伪科学，因为它的理论无法用现代科学解释；而中医的拥蹩者则认为，中医的理论之于现代医学，就好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于牛顿力学，现代科学的解释不清正说明中医的深奥。正反双方的辩论各有千秋。通常，支持中医的人从疗效上找论据，反对者则从理论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思辨方法作武器驳斥之。

这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有点儿像讨论关公和秦琼谁更厉害。又不太像，因为至少在相声舞台上，关公和秦琼比了一遭，而中医，就连其医学术语至今没有真正的被西方科学翻译，那么两者之间的辩论就显得滑稽。

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再这么无聊地折腾下去，中医的毁掉是早晚的事儿。因为愚忠拯救不了信仰，因为两个无法沟通的争吵只能以嗓门的大小来判断胜负，而西方科学无疑财大气粗。

 

现在是研究怎样用科学的方法（至少是双盲法）检验中医的时候，只有现象可信才能吸引理论研究，如果连现象都不可信，那么还谈什么科学研究？比如对于气功外气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

附带说一句，如果真要做科学检验的话，我希望所有的中药原料都是真正山采野挖的，而不是高科技人工培育的。也就是说，逃离半吊子科技对中医的影响，最大程度地还原中医本来的面目。

 

3、科学研究自身的思考

科学研究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会滑向伪科学的深渊。伪科学折腾的那二十年，除了各个超人大师们的努力外，科学研究的作假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典型的是各种关于“气功外气”的研究成果铺天盖地，而且都是知名研究所的结论。科研作假，或者我们称之为伪科研，的危害要比江湖班子的大得多，因为前者是科学家们在作假，让我们相信那个结论是科学的。伪科研在群众的大脑里做足了思想工作，让我们相信了特异功能的理论存在。

华南虎事件堪称是伪科研的典型。我无意指责那位造假的农民兄弟，因为他与科学无关。与科学有关的是虎照的鉴定专家组，其中陕西省的专家组值得伪科学史留名，且不问他们中到底有几个人真正具有鉴定华南虎的资格，单就是他们敢在一片质疑声中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勇气，就值得伪科研工作者们学习。他们的真理是，科学研究是为了某些集团利益服务的。

如果说专家们搞伪科研靠的是勇气，那么“某些人”靠的就是智慧，“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应该负什么责任，因为他们认为照片中的老虎是真，而不是说虎照是真的。”～2008年6月29日，华南虎事件官方调查组回应“如何处理公开挺假的学者专家”时说。

这句话中体现的智慧冠绝古今，大有秦丞相那句千古传唱的“莫须有”之遗风。按照此种思维方式，猫王没有死，因为很多人都有他的照片，而且虽然猫王的照片可能是假的，但是只要照片里的猫王是真的，那么猫王就还活着。由此展开，官员们告诉我们一个长生之道，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照片吧！专家与官员们会证明你永生。秦皇汉武没能复活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照相技术，没有留下照片！

 

我们不应该指责科研工作者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能让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科研。与我们的工作一样，科学研究在目前也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既然还是谋生手段，那么当个人利益与职业规则相违背的时候，是否有足够的约束来限制个人的越轨——也就是科研欺骗——行为？说白了，就像NBA有严厉的措施处罚打架的球员一样。

华南虎事件最后以周老虎的获刑为结局，表面看，这又是一次科学的胜利。的确，因它，全国掀起了一阵钻研求真的巨浪，展示了人民群众的科学素养，而钻研求真正是科学的精神所在。

可是，周老虎获刑，但事件中主要的科研作假者却逍遥法外。辩解者可以说，他们那是研究偏差，他们可能分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但是整个事件中，只有周正龙，一个具有农民地位的人，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获刑，而那些利用手中权利（包括科研和行政的权利）的人，他们同样参与了制造谣言，并真正传播了谣言的人，却无一获刑。而他们所犯的已经不是学术错误，而明显具有主观故意了，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钻研求真。

 

 

怎样甄别伪科研和科研中的错误分析？怎样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科研工作者造假？也许这是整个社会和科学界都在想尽力解决的问题。而当我们用伪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的时候，科学就成了伪科学——任何行业皆是如此。

 

4、其他问题

医学和医疗体制

可以说是这方面是伪科学二十年的混乱的群众基础。仔细观察那二十年涌现的各路牛人，除了几个小孩子没治过病以外，其他的超人全都会治病救人，甚至会教人自救。前文说过，现在的特异功能广告也大都围绕着医药方面。

这个问题太大，其深度不是我所能达到的。之所以提它，是希望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我只知道一个问题，药监局是药品进入医疗市场的第一关，郑筱萸是国家药监局原局长，曹文庄是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挂了。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积极地参与了任何一项伪科学的传播，所以它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我们都知道新闻媒体起舆论监督的作用，可是谁来监督新闻媒体？怎么监督？

 

完了

 

接着把故事讲完

这事儿的后半段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宫内所有适龄女性为了搏龙体一阅，都争相贿赂画工，希望自己的画像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体现艺术的真谛。唯有王昭君渺视艺术。为了维护艺术的尊严，惩罚不尊艺术的人，身兼考察员和艺术家双重身份的画工，在王皓月的画像上点了个丧夫落泪痣，因而她的写真被评了个E－。估计偶尔路过王屋的时候，皇帝都绕着走，怕影响了一天的心情。

后来匈奴兄弟遣使通婚，皇帝看着身边的MM，送走哪个都心痛，为难之际昭君主动请缨，欲出塞替皇帝分宫内与疆外之忧。也唯有豁出去丑女王嫱，皇帝才不心痛。

再后来的故事发生在金殿之上。匈奴使节脸上惊于昭君之美，内心感叹汉皇的大方，嘴上高呼“汉匈友谊万年长”。而皇帝则憋气加窝火，想反悔无奈金口玉言已出，想抢亲可又打不过番邦兄弟，于是在强颜送走了小弟与美女之后，一腔怒火发泄在作假的画工身上。

对了，还得介绍一下故事人物，男主角画工名叫毛延寿，男配角皇帝是汉元帝，女主角就不用说了吧。

 

 

 

    虽然是两难选择，但是也得选择。于是，有的人坚持用手按按钮，然后认真而且仔细的洗手。职业道德家们把所有的赞赏都送予了这种人。这里面的一些有创新意识的人，会在按钮上垫张纸，这样就跳出两难了。
    另外一些人，彻底藐视这种将我们带进两难陷阱的规则，于是他们在方便之后便扬长而去。也就是说，在被规则（所谓的公德）耍了一把之后，他们也耍了规则一把。职业道德家们认为这些人道德败坏。
    最后还有一些人，令职业道德家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这些人不但不用手按按钮，而且还用脚去踢按钮。这种作法比第二种还可恨之处在于，它将按钮的不干净上升到了新的境界，甚至是从视觉上彻底弄脏，并使后来的使用者无法再用手来按按钮。也就是说，使规则完全被打破，公德无法延续，所以此种作法具有道德沦丧的意义——这当然是专家们的想法。

    让我们思维的脚步停一下，回头看看，是什么让我们对按钮产生了抵触情绪，进而降低了我们自己的素质，毁坏了自己的公德？是因为随着我们医学知识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知道了按钮可以传播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的素质提高了——不对头，怎么我们的素质高了，我们的素质却低了？这个问题其实一点儿都不乱，因为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一个在污秽的大街上随地吐了一口痰的具有博士学历的见义勇为的英雄，您说他的素质是高还是低？其实，这里面蕴涵的道理我们本来是清楚的，可是职业道德家们为了便于批判我们，将素质混淆，导致我们也混了。
    现在我们接着讨论那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法，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用手还是用脚，也不管是受表扬还是受批判，第一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的共同点是：按钮都被按了。而第三种方法之所以被诟病，是因为用了脚，使后来者无法用手。
    马桶使用指南上面是否规定了大家一定要用手去按按钮，不是我们想要争辩的。值得我们来讨论的是：如果我们都用脚去踢按钮，那么我们是否就从两难困境中解脱了？马桶被冲洗了，所有人赤裸的手都避免了一次感染危险，脚上有鞋的保护不但比垫纸安全而且还方便。
    讨论到此，我们不但有一种解决问题以后的快乐感，还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崇拜感，对于第一批用脚踢按钮的人的崇拜感。是他们，早就给我们指明了解决难题的方向，但是他们却遭到辱骂。
    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马桶按钮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其高度似乎都是为了手的舒服而设计的，踢起来有些费劲。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将按钮安放的位置降低就解决了，而且马桶生产的成本不会大幅度提高。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再往下走，我们会发现：如果不用按按钮也能冲水，那岂不也是一种化解两难陷阱的方法？不必多说了，因为早已经发明了感应式的抽水马桶，至少在《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里，我们就已经看到这项实用的发明了。

    关于马桶的故事可以告一段落了，在这个故事里我们首先要感谢抽水马桶的发明者。虽然这项发明既浪费了水资源，又将天然肥料便宝为费，但是毕竟它将卫生留给了我们。我们还要感谢脚踏式抽水马桶以及感应式抽水马桶的发明人，他们使我们逃离了两难的境地，使我们个人实施社会公德的成本降到最低。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还是深谙博弈论的经济学大师。
    现在，在回到“素质”这个话题上，我们会发现，便后冲水问题的解决与国人素质的提高没有直接关系。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就是，国人的素质不是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用手按按钮”，也就是规则的问题。在这个臭哄哄的问题里，规则是否合理决定了规则是否被遵守。那么我们更要感谢脚踏式抽水马桶以及感应式抽水马桶的发明人，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规则。
    结束之前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自己家的、或是较封闭的单位的手按式马桶，为什么一般不会出现前述的问题？

    可以结束了。

最近几年国人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中美教育之间的差距，以及由这种差距导致的国人素质的低劣。在满目的个性张扬，崇尚自信的今天，国人的这种勇于内省，敢于谦虚的精神，实在有夏日凉风之感。

说国人素质之低，各种事端可谓罄竹难书。公众场所旁若无人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扔废物甚至大小便，等车时不排队，乘手扶电梯时不靠一侧，银行里无视一米线的存在，公厕里方便时不冲水或是用脚踢按钮……我的例子举的不够生动形象，各种媒体里的各种专家、完人在痛斥这些不良现象时那痛心疾首的表情，演技堪比奥斯卡影帝尼古拉斯凯奇；义愤填膺的语言，文采胜过骆宾王之讨武檄文，皆充分地表达了国人的可耻、可恨、可悲。

为什么国人的劣行屡禁不止，当然是教育的问题，是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多少年教育工作者们辛勤毒害的恶果——这似乎也是职业道德家和职业教育家们的共识。

当然，一味的抱怨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当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改进我们的教育方式，从小学生的减负开始，逃离书本中死的知识，颠覆小学生头脑中原有的思维定势。句号在此时已不再是句号，它可以象征太阳、比萨饼、肚脐眼儿等等。素质提高了，个性张扬了，才能够有创新意识，才能够遵守现有的法则，比如用手来按抽水马桶的冲水按钮。但是此法远水不解近渴，而且无法提高当前国人的素质。

我们可以最大可能地利用我们地媒体，比如，增加职业道德专家或完人们的出镜率，让他们将我们骂得体无完肤，并亲自示范用手按按钮。为了模拟真实的环境，使表演更具说服力，事先派20个传染病人依次将按钮按一便，再用20只鞋，当然要那种满是泥巴的鞋，将按钮再踢一便，然后镜头拉近，道德专家或完人们用他们嫩白的左手，泰然地按下污秽的按钮。但是这样表演过后，主演们极可能患上传染病或是拉肚什么的。而社会是不允许职业道德家和完人们做这些危险事儿的，因为一旦他们有了三长两短，我们的社会就道德沦丧了。所以这些危险的活只能让我们这些卑微的、道德水平低劣的人来做——我国社会的价值判断一直都是这样的，关于张华的争论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监督当然是法规得以正常实施的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可以派监督人员日夜守候于便池旁，发现有违规者，罚之。当然，在才哥的平民经济学大纲中监督的手段不仅是罚劣，还包括奖优。所以我们还应该奖励遵守规则者。但是公厕是一个敏感的地方，稍不小心就会触及个人隐私，堕入投窥的麻烦。

 

说了半天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也这是因为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才使得职业道德家（包括种种完人）和职业教育家不至于失业，天天义愤填膺着，并暗自快乐着。

                 看累了吧，休息一下。

 再等半年

现在开始上课。往往大学课堂的第一步是点名考勤，那么，

大学生上课时应不应该考勤？

首先，先说一下考勤的目的。考勤后往往是要记录平时成绩的；而平时成绩又与总成绩和评优挂钩；总成绩和评优又牵扯奖学金与毕业时的评价……说了这些你可能糊涂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设立考勤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只是根据我的教学经验来体会它。

大学以前是没有奖学金制度的，那时候评“三好学生”，它的评价指标除了包括学习成绩（智）以外，还包括平时的德行评价（德），以及身体素质（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个人是很欣赏这种通过评价体系及其衍生的鼓励机制来发扬某种优秀品德的做法的，这种做法远比空泛的说教有效。呵呵，又不好理解了。通过“德智体”的评价体系，评出“三好学生”是鼓励机制，发扬学生们爱学习、爱社会、增进体质的优秀品质。只是在现实的操作中，由于监督的困难，“三好学生”的评价往往“剑走偏锋”，但这不是评价体系本身的问题。

那么，考勤机制是为了鼓励学生们做什么呢？当然是去上课喽。

上课对于学生“当然”是有益处的。你看，学知识得通过老师的教诲嘛。

当然被加了引号，你也就能猜到，这里当然就会有问题。为了使我们的思维过程简化，我们认定大学生们所学的每一门功课都是必要的。

因材施教，这句话好像一直没有过时。这句话告诉了我们这些老师要根据学生的材质而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法。可是面对大教室里不同材质的几十号学生，我们就一个老师在授课。即使一个最优秀的老师，掌握着适合最广泛学生的教育方法，也会有个别学生无法接受的。而且每个学生的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在我的学生中，就有自学能力极强的，强制让他们花费时间上课我觉得是浪费他们的时间。

在刚才的叙述中，我们假定了一个理想的因素，就是“一个最优秀的老师，掌握着适合最广泛学生的教育方法”，可是，如果这个因素不理想了呢？

对于一些只适合少数学生的教师，甚至是一些不合格的却依然辛勤活跃在教育战线上的教师，其他多数学生还有必要去浪费时间吗？

很多教育家们认为学生的判断力与自制力都差，很容易被外界的事物所吸引，而失去专业知识的学习。的确是这样，外界事物，要比刻苦的学习精彩，比如网络游戏，是一般人都难以抵御的，何况是那一些有很多空余时间的学生。但是，也不应通过考勤来阻止学生逃学，因为考勤是防止学生逃课，而逃课不等于逃学，逃课后仍可以在其他地方学习。

大学里不评三好学生，也不注重评价“体”（很明显，在大学扩招之前，大学生里“豆芽菜”居多，体育能“达标”的就算是强壮的了），但是大学里还是注重“德”的评价的。而这个“德”的评价主要通过课内和课外的表现评定。

“德”的课外的评定结果主要体现于名目繁多的加分，比如班干部加分、运动员加分（也算给“体”一个面子）；“德”的课内的评定主要通过考勤。

别的我没时间说，我只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教育家的眼中，可以通过考勤来评价学生的“德”——“尊师重教”是一种美德，来上课也是一种尊师的形式。

似乎有些合理了，可是这话放到孟子那是行不通的。还记得吗，孟子强调的是双向的约束，盗用他的话就是：师不能则学生可以不听，如果老师讲的不好，学生可以至少不来上课，这种情况下，学生不能算是不道德的。

与其强制学生们去听一堂自己不愿意去听的课，倒不如还给他们一个平等选择的机会，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力选择是否去听课，并为自己逃课的得或失负责。

对于任何事物的否定，都不要忽略其存在的合理性。考勤的合理性就是，它是一种监督形式。不要犯中国人常犯的逻辑错误：形式错误了，本质也就必然错误；事物的一部分是错的，那么事物的另一部分也肯定是错的。

上课时点名考勤的形式是错误的，但是，其“监督”的本质是没有错的。即使大学生是有自己的行为判断能力，并且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监督他们获得专业知识技能也是必须的——别忘了，没有有效的监督，天使也会变成魔鬼的。同时监督不仅仅是在错误后的惩罚，也同样是错误前的警示。一个合理的监督条款不仅仅是维护公平的警棍，还应当是引人向善的经文。 

所以，不强制学生上课不等于就放松了对于学生学习的监督，至于怎样监督，如何才能有效的监督学生逃课而不逃学，上网但不沉迷于网游呢？这不是一个人的智慧能够解决的，同样，一个才哥也是解决不了的。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希望能够让监督的体系更加完整，并引起真正关心教育的教育专家们的注意。

原谅我

放你一个人孤独地度过此夜

寂寞时就仰望星空吧

弥漫的黑夜里

我的爱陪着你

无言

二零零二年平安夜没有和在杨老师一起，发传呼，表歉意。

    二．

我们的大学在1999年扩招之前一直采用的教育管理方式是：“严进宽出”。为什么要“严进”呢？与我国那时所进行的“精英教育”有关。在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条件下，精英教育可以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给给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的学子。这话有一点绕口，其实，通俗一点的说，就是，让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由他们发展我们的科技事业，进而带动全民提高科技水平。套用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怎样才能保证“让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呢？“严进”当然是最有效的监督方式了。到目前为止，高考依然是最纯净的考试，能在高考中作弊的，凤毛麟角。所以，“严进”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的。但是“宽出”可就具有鲜明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了。

我们通常都认为，越优秀的人才，越不需要监督。因为对于优秀的人才，他们的德、学都是我们的榜样（也只有中国式的思维才会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与学识成正比），我们只有向他们学习的份儿，哪有愚者监督智者的道理？当然，对于优秀的人才也是需要监督的，那就由更优秀的人才来执行这个监督吧。

这种想法在我国的，我指的是古代的，士官管理中表达得更明显。

中国有一句老话“三岁看老”，大意就是一个人的德行在一生中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某甲是个人人喊打的窃贼，那么我们一定能在他儿时的历史中找到他偷邻居家煤球、调戏邻家小妹的劣迹；而如果某乙是位受万人景仰、德艺双馨的大师，那么我们也一定能看到他四岁让梨、九岁温席的动人场景。

但是不要忘了，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两千多年前的齐国袖珍丞相“晏婴”就曾经这样教导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我们把这句话进一步深化、精炼就是：没有有效的监督，天使也会变成魔鬼。

话题扯的有一点远，回来再接着说我们的大学。“严进”毕竟已经是历史了，本着简练的原则，“宽出”那“微乎其微”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不必再饶舌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现在我们的大学门槛降低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国家已经由“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或者有的人更进一步理解为“普及教育”。

虽然对于高考的监督依然是那么严格、公正，但是录取分数段相等的降低、大学的扩招，已使更多的学子有机会迈入大学的门槛。经过了无数教育先驱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大学终于可以“宽进”了，更多的学子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是社会的进步，时代在向前发展。

如果在“宽进”的情况下还执行“宽出”的政策，那么就需要结合我们的大学“毕业证”与“学位证”的功效来谈了。

我不是“唯学历论者”，大诗人杜甫就是大学漏子，在高考落榜后，他在泰山之巅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名句的，而当时的高考状元是谁？张继同样是高考落榜生，但是那首《枫桥夜泊》却堪为唐诗七绝压轴之作，而当时的高考状元是谁？   没人知道。

但是，一个不掺水的学历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能力。这一观点，我想，多数人都会赞同。

如果我们只是把一个毕业生的两证看作是“证明他进过大学”，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宽进宽出”。而如果我们还把两证看作是评价一个毕业生学历和能力的参考，那么就必须“严出”。合格的产品必然得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合格的产品是不符合社会的需要的。

制作假证的人不会交给我们知识，把钱交给制作假证的人的手中，我们没有获得知识，但是获得了假证件。

学生们把钱交给了大学，大学不严格管理学生，致使没有获得知识的学生也得到了证件。

两者有何区别？当然有，前者的证件是假的，后者的证件是真的！

最后说一句，“严进宽出”尚有其合理性，“宽进宽出”则使证件的效力严重缩水，浪费了教育资源，并使用人单位乃至整个社会失去对大学和大学生的信任——除非，我们换个角度去考虑大学和大学生，我们只把两证看作是“证明他进过大学”，无它。

儒家被称为“王道”，而法家被称为“霸道”。

我们都知道商鞅是法家的代表，有一个关于商鞅的小插曲：当年他还是“卫鞅”的时候，受引荐见到了秦孝公，开始他连讲了两天的儒家思想，结果听者昏昏然欲睡，我估计也就是碍于引荐人的面子较大，否则孝公早就赶走这个卫国来的书生了，当然，卫鞅心里也明白，所以在第三天的时候，卫鞅讲起了法家的思想，结果孝公大喜，起身离座，一把抓住卫鞅的手，连说：你咋才来呢，你咋才来呢……

儒、法思想最大的相通之处就是：两者都是由中国古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为了济世，为了实现梦想中的理想国度而设想出来的治国方剂。同时，两家都主张一个“信”字。还记得么，孟子提出了“朋友有信”，而商鞅就是以一招“立木取信”赢得了变法的成功。

而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儒家认为，不管人性本恶还是本善，人都是可以通过思想上的改造而成为贤圣的，我们还记得荀子曾提出过性恶论吧，而他的名篇“劝学”就是要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而改变陋习，进而成贤成圣；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无法消除，（统治者们）需处处提防。

正因如此，在管理“人”的方面，儒家注重“礼”，以教育为主，从而发展人内在的“善”；法家主张“刑法”，以监督为主，为的是抑制人固有的“恶”。

很明显，以上两点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而应该是统治者的左右手。

同时，两家的思想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都是好的部分留得少，坏的方面增加得多。换句话说，就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这两家有，似乎是大多数的思想学派都会经历这种厄运。因为统治者们不需要的东西就得改！

举个例子：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会有难么多的冤假错案吗？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你也千万不要单纯地认为昏官就等同于贪官。因为在古代，即使是两袖清风的廉官也很可能断错案。这得从古代官员的选拔说起。

学而优则仕，这种做法还是有其生命力的，但是，你得看学的是什么，然后坐的是什么官。让一个优秀的只会写诗的诗人去做法官，这似乎有些不妥，而古代人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都知道，“没有邪念”仅仅是“做出公正的审判”的一个前提，正确断案的另一个前提就是，足够的断狱知识。但是古人认为，学好儒家思想后，人就会变得贤明，判断问题时就不会杂有邪念而足以做出公正的审判。这种观念很显然是与佛、道等宗教思想相通的：得“道”后，则无所不能。

有这样一个古代的笑话：

群众们抓到一个小偷，扭送至官府。大老爷升堂问案，一怕惊堂木：嘟！你做贼人有多长时间了？

答曰：十年了。

县官这个气呀，心想，这是一个惯偷哇，他家长咋就没教育好呢。于是问：你老爸怎么就不管你？

答曰：我老爸因盗窃与三年前被斩了。

你猜下一步怎么了？县官疾步走到堂下，双手搀起小偷说“真大善之贤人也”，就将小偷给放了。为什么？因为《论语》有话，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而百善孝为先，有此品德之人不就是贤人吗？

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有助于理解我们的话题——拿着同一副膏药到处乱贴，肯定会出乱子的，只是错误不在于那贴膏药，而在于贴膏药的人。

也正是由于统治者过分强调道德对于人的影响，所以在中国人的心里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道德水平决定一个人的成就。我们常看到这种现象，一个人如果有了成就，舆论就会首先把他评价为一个道德完人，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舆论就会努力地寻找他道德上的缺陷——实际上，寻找一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很容易，还是那句我多次说过的话：“道德”是把万能的菜刀。

那么统治者们为什么如此之强调道德？便于管理。“便于管理”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统治者们本身游离于道德之外，而且为了管理而把老百姓们套上道德的枷锁，就似乎有些问题了。

对于违法者，法家强调用刑——其目的是为了有效的监督，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以后“被”发展为，为了坚持（自己的）真理可以不择手段地对付异己。因为异己是反动派，其本性已经恶到了极点，没必要将其当作“人”来看待。很明显“焚书坑儒”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而文革时期，之所以大谈法家，也是利用了这种思想可以“不择手段地对付异己”的好处，为造反派们对于“反动派们”非人的迫害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家需要快速发展经济，故而没能对这种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即使意识到了自己的手段过于残酷，也只是限于对手段的反省，而且也往往被“好心办成坏事是可以原谅的”的想法所开脱。

“好心办成坏事是可以原谅的”，我不知道它原出自哪一家或几家流派的思想（似乎是儒家有过这种“通过目的的善与恶来判断是与非”的思想，但是中国人的修身思想不一直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吗？也被改了），但是，它的确成为了国人为自己开脱错误的一件纸衣。

 

很难找到两家学说最原始的理论是什么，即使是流传下来的原著，也很难保证没有经历过后人的篡改，而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地客观地重复一段故事而以。

可是，正如我在“人类部分思想史推测”的引言中所说的：“客观、公允，可我不是蝴蝶，我怎知蝴蝶之所想？我之客观、公允是否只是将故事篡改的一种理由？”

我唯一所能做到的只是：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晋级或是毕业而写的论文，所以有失实之处全因个人能力有限，而绝非是为了论点而故意篡改所致。

此文参考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和杨老师参加自学考试用的《中国文化概论》，考虑到本文是讨论性质的歪文，就没标具体出处，我想前辈们是不会介意。

下一部分是关于大学教育的……

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法家的思想大多都是符合时代需要，适应时代总的发展趋势的。但是，时机和方法的掌握同样重要，不可忽视——这句话与一句哲学上的语言很相近，就是，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

我要说的就是，晁错在处理汉朝“削藩”的问题上不但自己有些急躁，而且把藩王们都“逼急”了，闹了一个“七王之乱”。“七王之乱”中还有个故事：七国造反了，打的旗号是“清君侧”。意思就是，替皇上去除身旁的无良因素，谁呀？晁错。时任皇帝汉景帝一想，要是杀了晁错他们不就不闹了么，毕竟大家都是亲戚呀，而且，世界不是呼唤和平嘛——于是忍痛杀了晁错。结果呢？战争依然继续。这里的道理我们用一个寓言解释吧：

有一天，大灰狼攻打山羊，理由是山羊的犄角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山羊们吓坏了，连忙忍痛锯掉了自己的犄角，结果呢？山羊们失去了自己唯一的防御武器，大灰狼们顺利地吃到了烤全羊。（参见以后将更新的“才哥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也同样适用于强国和弱国，这里不再赘述了。不过所幸，汉景帝还有其他的武器。

时间继续流逝，一代圣明的帝王出现了，他就是败了文、景家业的汉武帝。

说他败了文、景的家业，是因为早期的他打的仗真正的是“自卫反击战”，可是到了晚期，他就“穷兵黩武”了，而且还好显摆，大把大把地给附属国送钱，为汉朝盛极而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汉武帝自我感觉可是相当的好啊，你看，他不但扩大了疆土，更重要的是，他把连“始皇帝”都惹不起的匈奴打得落花流水。伟、大的人都愿意比古，比如秦始皇就认为自己功高三皇、德盖五帝，所以给自己起名叫皇帝，而且是始皇帝。汉武帝也不例外呀，他就琢磨，古代的皇帝们都是啥样呢，比我还差哪呢？这个问题得从古代典籍上找答案。

大家对于儒家的定义也许还不太了解，以为学习了孔子的思想就是儒家了，其实儒家是指“传授古代典藉的教师。”

问题有些眉目了：汉武帝需要从儒家那里获取“皇帝”的知识——董仲舒等人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其实如果汉武帝只是想获取些知识的话，他是不会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虽然我们学的历史中说，这个思想是董仲舒提出的，但是不要忘了，皇帝才说了算）。

先看一下当时的历史：汉朝内部统一了，外部的小国们基本上成了附庸，连匈奴都老实了，是不是有一点 “一统”的样子？

还记得孔子的两个主张吗？有爱心和尊周王。在这里有了更合时宜的好处：，至于皇帝是否有爱心并不重要，主要的是臣、民们有了爱心、教化后，就更容易被管理；周王没了，不要紧，这不是有一个同样武功的汉武帝吗，那就尊汉武帝吧。看到没，从前处处碰壁的思想在这里化腐朽为神奇了。

还是那句话：儒家们要想在舞台上长久地演出，也必须要时刻按照皇帝的意愿修改乐谱。在儒家的思想里，哪些是不合谐的音符？

太多了，不过最不合谐的莫过于孟子的五伦“君惠臣忠……”而引出的“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一条是任何皇帝都无法接受的，何况，汉武帝还是一个圣明的皇帝。

只有两条路了，要么自己改，要么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在皇帝的监督和董仲舒及其后续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孟子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段章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统治者们得以在精神上统治臣民。

当然，我们也知道，法家思想也并不是就此终结了，自汉武帝始，封建统治者思想的最高境界不就是“外儒内法”嘛——就打击、镇压异己而言，改进后的法家的方法太适合统治者们的需要了。

 

我们有必要在第一部分结束之前比较几点儒家和法家的思想……

别着急，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春秋、战国乃至大一统的秦朝时期，儒家混的那叫一个惨。有哭的就有笑的，谁呀？法家。我们挨个数一下：春秋五霸第一霸齐桓公的擎天白玉柱：管仲，秦孝公的架海紫金梁：商鞅，秦始皇手底下的绝代双骄：韩非子和李斯（这个人你一定耳熟），还有其他那些变法的名人像吴起、李悝（瞧人家这名起的，谐音是“理亏”），以及我们在课文中学过的西门豹……好像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是善终的——商鞅被车裂，相当于五马分尸；李斯被腰斩；吴起被乱箭射死；最寒心的是韩非子，没有死于敌人明枪之下，却冤死于同门师兄李斯的嫉妒的火焰之中。

但是如果通过上面的描述你就得出变法之人都“不得好死”因而就“不要变法”的结论就有些偏激了。

不要嘲笑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有一点“急功近利”的毛病，总喜欢省略漫长的“过程”而直接得到“结果”。一个普通人的这点小毛病（按照通行的定义标准，所有人都有的问题就不是毛病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引起大的动荡的，我们甚至于已经习惯于将“急功近利”当成了人类美好的情感。但是统领一方改革的变法者们如果也有这个毛病，那问题就大了。可是，改革家、变法者们往往就是那些犯大的急功近利的毛病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思想上的先行者，能够看到现实的垢弊，怀着一颗拯救众生于水深火热之迫切丹心而革新，他能不急吗？

即使是要实施最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规则（也正因如此，当时法家思想才如此的流行），也要注意三个细节：思想上的改造以取得最广泛的支持、确定的监督、循序渐进（参见“平民经济学大纲”中“会规的维持”）。然而此时的变法者们大多数只看到了“确定的监督”，因为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像儒家那样的教化是很难去除“劣根的”。而且为了使监督“确定’，往往是残酷的惩罚，而不会去改造思想以取得最广泛的支持和循序渐进。这样，一旦他们的主子死了，被他们收拾过的贵族势力们就开始反扑，而变法者们人单力孤，也就难逃灭顶之灾。管仲是个特例，只是因为他死的比齐桓公早而已；李悝也是这样；而西门豹应该是李愧的小弟，生卒年月不详。

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或是因为“对反动势力的镇压不彻底”。这是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参考。

变法者中最成功的就是商鞅，他虽然最后也没能逃脱厄运，但是他的“法”与他的思想却一直被秦国统治者们执行着。估计以后的历代秦王们想起商鞅后也会想起这句话：“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也正是由于商鞅的思想——往本质上说应该是法家的思想——得以在秦国流传，秦国才能够一步步走向富强，最后一统天下。

时间到了“秦始皇”时期。秦始皇是法家坚定的粉丝，甚至有的人认为秦始皇本人也够得上法家了。始皇帝还赶上了法家的好时候：法家在那个时代全面开花，尤其是，除了李斯以外，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也顺应时代的需要出现了（很奇怪，李斯与韩非都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在众多法家高手的帮助下，嬴政变成了秦始皇。

独裁者是很难听进去逆耳之言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是一个较“圣明”的皇帝，他会认为臣子们的建议愚蠢而无法入耳；要是愚蠢昏庸的皇帝呢，你听过哪个昏庸的皇帝采纳过逆耳忠言？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虽然皇帝喜欢听法家的歌曲，可是法家们要想在舞台上长久地演出，就必须要时刻按照皇帝的意愿修改乐谱。这个现象其实非常普遍，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学派都会存在。我们有时候把这种现象称为“投机”。

法家思想里改的最凶的是什么？皇帝对犯错误臣民的惩罚。本来法家是讲究法律和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犯错误就要受到惩罚，主要是刑罚。现在，法律被一步一步地忽略了，只剩下了皇帝；而且由原先残酷的刑罚变成了“令人发指”的甚至有些“灭绝人性”的……我已经没有词能够形容了。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始皇依靠法家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可是秦朝迅速的覆灭也是在法家思想的帮助下搞掂的。秦始皇当然是看不到这个现象的，可是后人们都看着呢。估计后来人们打嘴仗时，骂得最凶狠的一句话不是“你这狗娘养的”，而是：你这个法家养的。

本来法家思想还可以在汉代抬头，可是偏偏晁错同志又惹了祸……

我们先回顾一下东周时期的历史，随着周王们败绩累累，被做了的、被赶跑了的一大堆，周天子头上的光环不但可以说失去了光辉，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是被扔到地上再用钉子鞋踩了一脚，总之，他们的威慑力与凝聚力已经是大不如前。虽然表面上还得过得去，可是在内心里，东周的诸侯们也不再把走下神坛的原老大当作一回事了。诸侯们开始崛起了。

问一个问题：如果被压迫的农、奴们起义成功，重新建立政权，那么请回答，他们是建立一个平等一点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大呢，还是继续建立与原来一样甚至更黑暗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大呢？我们可能都会认为是前者。的确，起义者们都曾经被压迫，越经历苦难就越懂得“爱”的珍贵。可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因为起义成功了的奴隶们最想当的就是奴隶主。多数人，被压迫久了，一旦明白了反抗，而且反抗成功了的话，满脑子想的就是压迫别人的滋味。曾经当小弟的诸侯们也会有这种想法。

诸侯们开始崛起了。强大一些的诸侯们就开始争着当老大，弱小一些的诸侯就朝秦暮楚，谁强大就傍谁，因为怕挨打嘛，有情可缘。当然了，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威信还没有彻底的消失，那个光环虽说被钉子鞋踩了一脚，可毕竟还是光环嘛，修补修补再戴在头上当花圈用还是可以糊弄傻子的。你看着没有，这回诸侯们打仗就有了理由。哪家小诸侯传出丑闻了，太好了，替天行道，打他（天哪，怎么有点像联合国与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弱小的郯国当时没人敢动的原因之一，因为那时候他们的领导是德高望重、没有污点的郯子——孔子都曾从师于郯子嘛。

现在诸侯们脑子里充满着打人与不被挨打，生活在一种征服的兴奋或被征服恐惧中。而且，诸侯们已经从战争中领悟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靠的是武力，而不是说教。此时，人命如草芥，老百姓在统治者们的眼中只是战争的工具。

我们都知道，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字，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爱心。有了一颗爱心，世界就和平了，人们就不在打仗了，甚至“妖也会变成人妖”（无厘头，自“大话西游”）。多么伟大的思想啊，可是不要忘了那是个战争的年代。

我们用现代的例子解释一下吧。美国自己的人权问题还没解决呢，就打着人权的幌子糟蹋了南斯拉夫；又以维护世界和平的理由颠覆了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现在你去劝伊朗和朝鲜，说，你要爱护世界的和平，不要再研究什么核武器了，否则美国就对你不客气了。可是伊朗和朝鲜会怎么想？他们俩会告诉你，南、伊遭劫不是因为他俩无“德”，真正原因正是因为他俩手中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有的话，美国也就不敢那么嚣张了。而且联合国都这熊样了，你还能指望它说公道话吗？它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呀。所以你看，伊朗和朝鲜都在挣命地研发核武。尤其是朝鲜，经济先放一边，军事强国先，穷国总比灭国强！（参见“平民经济学大纲”以后将更新的部分“与国”）

孔子眼中的君臣、父子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孔子有一句精辟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重叠词的第一个字表示“名”，第二个字表示“实”，就是名要与实相符。翻译过来就是，君要像君的样子，臣（也包括民）要像臣（民）的样子，父要像父的样子，子要像子的样子。像君的样子，就是要按照君的方式去学、去做履行君的责任和义务。当然，孔子眼中，君应当学的是西周文、武王以德服人、纵马华山（拒绝武力）的样子。但是由于孔子没有在此处具体地说明“君的样子”，后世便有了畅想的余地。“君的样子”逐渐就成了“威严、说一不二”了。

为什么要把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放在一起说呢？因为家庭内部成员的管理形式直接反映着所在国家的统治方式。

孟子似乎是看到了上一句话容易被误解，所以他从具体实施效果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很明显，这是一种双向的约束，甚至，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

本来孔子的“仁”就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孔子还想让诸侯们尊敬那个已经垮掉了的周朝廷，打打尊王的灵幡唬一唬人还可以，让发自内心的，门都没有；更可气的是孟子居然提出了“君不惠则臣可不忠”，真是还反了你了，而“民为贵、君为轻”的言论，赫赫，不杀了你喂猪就算老子便宜你了！

你看，在那个刀光剑影的年代里，孔、孟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能有人听吗。

似乎有一点跑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三纲”，怎么到现在还没提到？因为截止到孟子为止，“三纲”还没有被提出来呢。

那么“三纲”到底是由谁首先提出的呢？……

一．

我对于儒家及孔子的最早认识是源于家藏的文革时期为“批林批孔”而印刷的典籍，因而在我的印象中，孔子一直就是一个脱离了劳动阶级的反动而且虚伪的人。这种想法还在相声“圣人买元宵”中得到证实。同时，儒家思想是有些“右翼”的，保守而且反动。所以，当我在近期看到了一些“悖论”的时候，我极感诧异。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也有此感，我先将我的一些新认识斗胆拿出来吧。

说孔子脱离了劳动人民主要还是那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正是这句话，不但使我觉得孔子是位手无缚鸡之力并只会空谈之人，而且成了后来学生们不锻炼、不劳动只会摇头背书的理由。但是孔子教的课程“六艺”中是这样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指射箭，“御”指驾驭车马，似乎是武士的技能，这与四体不勤是矛盾的。还是那句话，矛盾产生思考。

原话来自于《论语 微子篇》：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在中学时代学此文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老者说：（他）四肢懒惰不劳动，不认五谷不懂生产，哪里配称为老师？

现在我们以后世的想法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子路同孔子出行，落了后（子路比孔子小不了几岁，当时也50多岁了），急忙在后面挥汗追赶。猛抬头，遇到一个老者，用杖挑着农田用具。寻师心切，子路此时大概也忘记了礼仪，喘着粗气，也没打招呼就问道：“你看到我的老师吗？”

从后文看，老者也是位知书达理之人，知书达理之人就习惯自视高人一等，也就爱挑别人的毛病。看到偌大年纪的子路竟然如此的冒失，老者的内心应该极为不爽。出于这种心理，此时的老者可能奚落孔子或者子路以反唇相讥，也可能以忙为借口搪塞子路。简单的说，就是老者说的是“气话”，这种话是不足以客观的评价他人的。

另外一个问题也对我们的思考有帮助：老者认识子路吗？即使当年孔子及其队伍的名气已经横贯诸国，但是由于缺乏传播图像的媒体（比如报纸和电视），所以隐居山林的老者是很难一眼就认出子路的（当然也就不知道谁是子路的师傅了）。没有证据表明老者当时就认出了子路，那也就谈不上客观的评价了。

我见过的几种翻译方式：

一、奚落孔子的；

二、数落子路的：（你）四肢懒惰不劳动，不认五谷不懂生产，谁是你老师？（稍带着讽刺一下孔子）

三、很新颖的一种，认为“不”是语气助词，“分”通粪，施粪。翻译过来就是：（我）正累得要死（即、四体勤），忙于给庄稼施肥（即、五谷分），（那里有工夫顾得上）谁是你老师的问题？这种搪塞更适合一位有修养的隐者的气愤之言，但是我没有在其他的古文翻译中看到过这种把“不”当作语气助词、“分”通粪的翻译方式，所以既相信又不敢相信。

种种迹象表明老者口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是孔子的客观写照（也不是子路的），而且孔子能教学生“射、御”之艺，似乎说明孔子自身的体育能力应该也是不一般的，大概至少相当于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高考应该加分20以上。

那么孔子是否不认五谷呢？我的阅读量较少，没有看过孔子关于农业方面的文字，但是考虑到孔子一向标榜西周的圣贤，而文王与武王是“尊农”的，甚至亲自下田，而且每年都从政治的高度搞一个春耕大典，其隆重程度不亚于我们现在的“春节晚会”，那么孔子也可能是参与农业生产的。我们可以猜想，在那个年代，说谁是“不认五谷”的话，相当于现在狠毒地骂别人“白痴”。

 

“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是儒家思想中最无耻的糟粕，正是它的“奴化”的思想精髓而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胃口并得以传承千年。既然“三纲”对统治者们有如此大的益处，为什么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还有其坚定的传人孟子）当时却在上流社会混不明白而屡遭排斥呢？又是一个矛盾。……

最近宝贝有些顽皮，所以一直无暇更新，也未能看望朋友们。很感谢朋友们默默的关心。

   昨天是我的生日，奖励了一下自己，打了场篮球，结果是个“惨”字。三十岁的身体看来是无法与大学生们二十岁的心脏对抗了。二十四岁刚工作那年，学生们问及年龄，害怕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师年轻，就说自己三十了，马上就有学生接过来说：老师看起来真年轻，也就二十八。而现在已经真的三十“周岁”了。

    不知道孔圣人说的“三十而立”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的确有了一种责任感，对家庭，对他人。

    高中毕业留言的时候，曾送过同学一首诗

          无题 赠友人

        草萌雁过又一年

        只争朝夕莫等闲

        十年寒窗为今日

        金榜无名有谁怜

        韩非驽言，集法成书三百篇

        白石迟发，八十终成画中仙

        楼兰荒漠生青草

        心有云志应趁早

        休慕燕雀泥巢暖

        莫恋浮云无定飘

        应叹雏鹰初展翅

        傲然回首天地小

    现在看起来，虽然金榜之说有些狭隘，但是用这首诗激励一下自己，正好。

    昨天在球场上，占东打来电话，送来了远自北京的祝福。无比温馨。想起了他洒脱洗练的文笔。在我去外地读大学的时候，他曾经送我一首词

             江城子 暂寄赋别

        冷冷寒阳弱映霜，惨将别，赋离伤

        何苦争暖，早莺需断肠

        慢卷风景远方去，风雪寒，梅花香

 

        回眸空伫凭谁念，长亭外，泪千行

        万千长夜，梦断思他乡

        放鹿天涯君何在，行经处，好风光

    现在占东去了外地，祝福他“行经处，好风光”，也祝福所有的朋友，包括自己，行经处，好风光。